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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岁老人的睿智

发布: 2010-1-28 21:36 | 作者: 陈玉 | 来源: 加拿大新闻商业网

文学城     龙剑 于  
                     
        今年1月13日,周有光老人度过了他的第105个生日。语言学家、经济学家周有光先生是张家四姐妹中老二充和的夫婿。张家四姐妹被认为是我国二十世纪最后的大家闺秀,知名程度仅次于宋家三姐妹。张元和(1907-2003),精昆曲,大姐夫顾传玠(1910-1966)昆曲传字辈的首席小生。二姐张允和(1009-2002),擅诗书格律。三姐张兆和(1910-2003),著有《湖畔》等小说传世,三姐夫文学家沈从文(1902-1988)。四妹张充和(1914-)才华最全,工诗词、擅书法、会丹青、通音律,嫁给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(1916–2003)。

最近《南方都市报》记者田志凌采访了他,除了耳力不好外,周老的状态完全不像一个105岁的老人。他说话声音洪亮,头脑清晰,讲到兴奋处哈哈大笑。他每天看很多书,至今每月在《群言》杂志发一篇文章。遇到有好的网络文章,儿子周晓平或朋友还会下载给他看,比如奥巴马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英文演讲稿。日前周有光的随笔集结出版为《朝闻道集》,大部分文章都写于他百岁前后,一部分是首次发表。在书中周有光探讨了各种当下关注度颇高的命题:如民主与专制,大同与小康,传统与现代。他考察了美国的兴与苏联的衰,提出与季羡林“河东河西论”不同的“四种文化”论,探讨了对待华夏文化的态度。下面转录删节整理几个采访时谈到的话题,不是完全转贴。

  关于《资本论》。周有光说,《资本论》影响非常大。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读了。圣约翰大学虽然是教会办的,但不强迫学生信教,很民主,图书馆里什么书都有。我进大学不久就借来英文版的《资本论》看了。后来过了很多年,我想,马克思写《资本论》有困难。困难在于他没有看到不同的资本主义时期。资本主义社会有多种分段方法。有一种分段是,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初级阶段,一战和二战之间是中级阶段,二战后是高级阶段。马克思只看到初级阶段的前半期,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,写起来当然困难。所以国外有评论说,“《资本论》只是哲学推理,不是科学论证。”科学论证是要用事实来讲话的。

关于社会主义。周有光说,大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崇高理想,小康是切实可行的具体现实。苏联瓦解后,历史学者经过研究,清楚地看到苏联的“发达社会主义”是空中楼阁。社会主义是理想,资本主义是现实。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就是盲目追求理想,鄙视和破坏现实,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。苏联为什么瓦解呢?它违反了历史规律。你可以短时间违反规律,不能长时间违反规律,否则你就要垮台。斯大林建成的社会主义是虚假的,深层是专制制度。苏联瓦解后,俄罗斯上接帝俄的传统,从头建设资本主义,这是历史的自然趋势。美国有个商务部长说苏联的经济是“暖房经济”,一开窗外面的冷风吹进来,花就蔫掉了。就是说,苏联的计划经济是没有竞争能力的。

关于季羡林提出“河东河西论”。周有光说,季羡林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,文化的接力棒就要传到中国来了。他的话报道出来以后很受欢迎。后来还开了很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,我没有参加讨论。我不赞同。从历史角度来讲,不能这样分东方西方。根据世界历史,古代有很多个文化摇篮,可以总结为四大传统文化: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、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文化、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西亚文化,还有就是西欧文化,西欧的文化传到美洲,就是今天的西方文化。四个系统,不是两个。你把它分成东西两个,后面三个合成一个,那不是完全错了吗?东方西方,是老的讲法,是对世界历史不了解的讲法。和季羡林是好朋友,但学问不一样,他的学问我也不懂,我搞经济学他也不懂。我们没有矛盾,各讲各的。

  大国崛起的观点是错误的。周有光说,我认为现在有小国崛起的现象,没有大国崛起的现象。什么是崛起?从经济角度来讲当然是富起来了,我们中国有没有富起来啊?有的人说中国富起来了,的确有那么多外汇当然富了。但一个国家穷还是富,是要讲人均GDP的。富当然不是讲国家的,富是讲个人的。在书里有一个附录《从人均GDP看世界》,把2009年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人均GDP做了比较,全世界可以分ABCDE五个等级。A是人均4万美元以上,D是人均一万美元以上,E级是五千美元以上。大国崛起说是“金砖四国”,这四个国家中,俄罗斯的人均GDP算是最高的在D,中国的人均GDP只有E。还在第四等第五等,怎么崛起呢?很多人认为大国崛起了,很高兴,让他们高兴高兴也好,我是要讲科学的。

  中国人看到的东西太少了。周有光说,有一个笑话,赫鲁晓夫的儿子是个大报主编,60岁了到美国去申请入美国籍。要考20个题目,其中有一个问题 “什么叫三权分立”,他不知道,成了一个大笑话。因为苏联不许讲这种事情。沈从文有个孙女儿在英国读了两年书,又到美国读了两年书。我问她,你在国外读书有什么感受?她说都很好,就是有一点感到不舒服。什么不舒服?她说,在国外读书经常分组讨论国际形势,讲到中国的时候她完全不了解,还不如她的外国同学了解。

怎么改行做语言文字工作了?周有光说,1930年代我在上海的银行工作,在大学也是教金融。但业余,我从大学时代就喜欢语言文字学的东西,看了很多书,参与了当时的文字拉丁化运动。当时我写了一本小书《字母的故事》,今天看来是很幼稚的。那时正争论做汉语拼音方案用什么字母。一种意见是搞民族形式,另一种意见是搞国际形式,争论很大。我就把我所了解的字母历史写文章给他们作参考,在《语文知识》上连载,影响很大。到了1955年中国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,我到北京参会,领导就劝我改行。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说,这个工作很重要,当时中国文盲率是80%,要让他们都有文化受教育,所以我就改行了,留在北京。

  改行改对了吗?周有光说,可以说是改对了。今天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,不太重要了。当时是把这个机构看得很重要。虽然我搞经济学也不是完全没用处,但当时我们这种从美国回来的经济学家,反右的时候是重点对象啊。上海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沈志远被打成右派,自杀了,他是莫斯科大学回来的。解放前他用秘密的电报号码跟毛泽东通电报的,这样一个人都自杀了。你年轻,不知道反右的厉害。当时像我这样从美国回来、在上海的经济学家们,都是被关在监牢里 20多年,后来才平反的。但我碰巧因为改行了,就不算我的旧账了。我是语言文字学里的一个小喽啰,反右也反不到我。

关于沈从文。周有光说,郭沫若批评他是粉红色的小生,解放后他被看作资产阶级文人,是被否定的,他比较害怕。共产党不让他随便写文学,把他放到故宫博物院做解说员。他这个人了不起,人家以为他做解说员肯定不高兴,他无所谓,说我能接触到很多古物,刚好做研究。他这个人能利用环境,自学成才,这是他最典型的特点。开始我在国外,他在国内。接触很少。解放后我们都在北京,往来很愉快。沈从文的性格平和得不得了。我从来没看过他发脾气。他夫人发脾气他一声不响。他是个文人,不了解政治,对共产党一点都不了解。

  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周有光说,一个人活一百年,我遇到倒霉的事情多得不得了。抗战八年那么苦都过来了。日本人一个炸弹打过来,我旁边的人都炸死了,我侥幸活下来。“文化大革命” 下放宁夏,造反派进我家里,把东西都搞光了。林彪死了,我回到家里连一张纸片片都没有了。我都不在乎。胸襟一定要开阔。生活要有规律。我不抽烟,不喝酒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第一桩事情就要改造自己,把自己的坏脾气去掉,把自己狭隘的心胸扩大。

  一个充满智慧的长者,娓娓谈来,口气多麽平和。不管同不同意他的观点,这种态度就令人感到非常舒服。如果朋友们都能这样讨论问题,摆事实,讲道理,求同存异,少一点火药味该有多好。